打破思想邊界 重新思考可持續商業

呂建中2020-03-06 12:08

呂建中/文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我們有機會學習應對挑戰的本領;同時,也讓我們有時間對生活和工作進行深層次的反思和梳理。《經濟學的思維方式》這本書就觸發了我在新影響下對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有兩個不同的版本,一本由托雷斯·索維爾著述,另一本是羅·海恩、彼得·勃特克、大衛·普雷契特科編寫。它們共同的特點是繞開繁復的經濟學公式、函數,以深入淺出的故事告訴讀者,經濟學其實是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與生活中的決策息息相關。

有人誤把經濟學當作拿來就用的水晶球,其實不然,經濟學是思維框架。在共同的框架下,人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傳統經濟學中,“理性的人”以設想中的理想社會(由倫理道德為基礎來運行)為起點。

實際上,我們所處的現實并非如此。這讓我們重新考量有關企業的屬性、本質、目的以及企業在社會進步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重新考量企業社會責任體系,重新考量可持續商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既涉及經濟(線性),也涉及社會和環境(非線性)、既涉及市場戰略,也涉及非市場戰略那些令人困惑的問題。

現實演進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人類對“經濟—社會—環境”的認知,經歷了無數次“既定—突破—成型—再突破”的過程。

1962年,蕾切爾·卡爾遜所著《寂靜的春天》在美國引起廣泛爭議,備受生產與經濟部門抨擊。她顛覆了以經濟和股東利益最大化考量商業成功的邏輯,揭示了以經濟發展為目的大肆使用農藥,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的危害,理性的經濟已經脫離了人類理性的軌道。

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會議全體通過了《人類環境會議宣言》,與會各國達成26條共同原則及7點共識,強調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人類能在空前規模上改造和利用環境;全球改善人類環境是關系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幸福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國政府的責任。

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向聯合國提交了她主導研究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第一次清晰闡述了“可持續發展”這個術語,并給出明確的、聯合國沿用至今的定義:可持續發展是既能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的發展;也就是要使國民經濟持續、平穩、健康地發展,實現經濟、社會、人口、環境和資源的相互協調。

1992年,聯合國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21世紀議程》,作為全球范圍內政府、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所應采取行動的廣泛計劃,提供了一個全球性框架。

1999年,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了《全球契約》,即關于世界企業公民行動倡議的十項原則(UNGC),隨后100多個國家,3000多家著名大公司響應簽署,2000年在聯合國總部正式啟動。該倡議要求建立和展示企業及市場的社會正當性,簽約國、組織和企業一致同意并承諾:植根于普世原則的企業實踐有利于使全球市場更穩定、更公平、更包容、有助于建設繁榮昌盛的社會,由此全球范圍內關于CSR的立法與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活動進入全新發展階段。

隨后在2015年召開的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紐約)上,通過可持續發展2030年目標(SDG2030),奠定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指引方向和17個大類的實施目標。

認知迭代

在與上述思想進程同時演進的,是在經濟學視野中發展起來的從市場戰略到非市場戰略的認知飛躍。

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戰略管理鼻祖伊戈爾·安索夫(Igor Ansoff),首次提出公司戰略管理和規劃及企業競爭優勢概念的權變理論體系,成功把戰略的理論、方法與實踐范式引進學術領域,帶入企業的董事會和管理層。“安索夫矩陣”成為市場戰略決策的指引。

1995年,戴維·巴倫(David P.Baron)在《市場與非市場環境》中提出“企業戰略需要指導企業在市場與非市場環境中行動,即同時并有機地整合企業經營、供應鏈、客戶契約型作用機制,及交易之外的社會、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制約和非市場調節因素;從而系統地、有效地、負責任地應對政府、社會、文化等非市場影響對企業的挑戰”。

實際上,這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有異曲同工之處,其根本在于企業在戰略決策、運營管理、市場拓展時,必須兼顧利益相關方訴求,這些訴求不僅僅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時必須的考量,也是建立正確的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如政策、公眾認可、媒體觀點),它們關乎企業的成敗。

戴維·巴倫的觀點,建立在這樣一種邏輯上,即將企業的經營環境作為制定戰略的基礎,將企業戰略作為促進企業競爭優勢和價值創造的主動性行為。非市場戰略為企業在制定融于企業戰略和運營中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提供了一條補充性非線性思維路徑。

安索夫矩陣所代表的經典戰略管理理論,側重企業如何通過市場戰略影響外部市場環境、獲得競爭優勢。在這個框架里,企業戰略主要基于產品與市場,并以此為核心設計策略。但現實中,企業的行為還受到超越于產品和市場的諸多因素影響,政府、監管、政策、法規、公眾認知度和認同感、利益相關方訴求、媒體等。這些影響有時是積極的、資源型的,有時令企業陷入被動和僵局。

重新定義公司

非市場戰略充分認可并納入了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進而與市場戰略整合而形成更為完整的決策框架,在戰略設計過程中,對外部環境、對企業本身核心價值及資源特征、對競爭對象的核心價值及資源特征、對非市場特征進行綜合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市場資源、非市場資源的梳理可以導出由內而外的戰略協同模式;以及由外而內的戰略互動模式。

戰略協同保證企業運營和發展的增長,戰略互動促進企業推動社會進步的爭相影響力形成。更進一步,整合后的協同與互動二元維度,不僅包含市場績效,也包含了非市場績效(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從一項自2002年至2007年對國內企業實施的972個競爭行為的跟蹤調研來看,市場行為實施數量占58.7%,非市場行為數量占32.2%,其它協同行為數量占9.05%,由此說明,企業的非市場行為在現實中真實地發生著,而且其作用以及由此帶來的價值是可觀的。

2019年8月29日,美國華盛頓商業圓桌論壇上181位CEO聯席簽署《公司宗旨宣言》,重新定義了公司,宣稱:股東利益不再是一個公司最重要的目標,公司的首要任務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在這份宣言中,包括貝佐斯、庫克等在內的引領美國商業的CEO們集體發聲:一個美好的社會比股東利益更重要。

作為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企業,公司領導團隊應該致力于達成以下的幾個目標:向客戶傳遞企業價值;通過雇傭不同群體并提供公平的待遇來投資員工;與供應商交易時遵守商業道德;積極投身社會事業;注重可持續發展,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這份《宣言》的重大意義在于,隨著社會對企業和商業的社會責任擔當和可持續發展的訴求不斷廣泛、深入和強大,商界領袖們對企業的初心、企業相對于社會、利益相關方的存在意義和相關度,以及企業在推動社會進步、環境和諧進程中的角色、作用, 給出了新的和明確性指引,歷史性地終結了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信條的經營理念時代,為力圖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創造社會和環境多重共享價值打開了通途。

版權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經濟觀察網立場。
河南福彩网开奖公告 上马麻里子牛奶喷泉图片 南昌麻将所有胡牌牌型 中国十大理财排名 国内十大理财公司排名 重庆时时彩平台 1分11选5-新版APP下载 欧美av 115网盘 0809nba开拓者vs湖人优酷5号 2001年76人对雄鹿 赤月井美作品在线视频 heyzo 番号 股票配资1配资658 青海快三 青海快三 3d今天开奖号 今日3d试机号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