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業:商業聯姻價值幾何

陳志武2020-03-09 17:24

(圖片來源:壹圖網)

【金融其實很簡單】

陳志武/文

今天,我們談談家族企業如何利用子女婚姻擴大商業網絡,尤其是看看商業聯姻到底有無效果,投資者是否喜歡家族企業這樣做。

前些年,俏江南創始人張蘭的兒子汪小菲的婚禮好熱鬧,他媽媽花大錢辦婚禮,娶了明星大S。后來,很多人又關注王思聰的婚姻,因為他是王健林的獨子,而很多報道說王思聰表示:他是個不婚主義者,只為了交女朋友而交,從未考慮什么時候結婚的話題。如果現在的富二代都追求明星、追求自己的感受和愛情的話,某些方面看這當然是社會的進步,也為他們高興。可是,子女這樣做對這些家族企業是福音還是反之呢?對這些公司的投資者又是好還是壞呢?特別是,中國目前的億萬富翁都是創業的一代,他們又基本都只有獨生子女,當子女都去追求婚姻自由時,他們企業的發展前景是否比一般國家的家族企業更充滿挑戰呢?

商業聯姻歷來是家族擴張手段

你可能不一定了解,我們都熟悉韓國的三星手機、LG電視、現代汽車等等,這些韓國財團其實都是一家,都屬于一個巨大的姻緣網絡:三星集團創始人是李秉喆,他的子女、子孫分別跟LG集團、東方集團、東亞集團、Life集團等大財團的家族子女聯姻;LG集團創始人具仁會的家族又跟現代集團、大林集團、斗山集團等多家財團的家族通婚。而三星、LG和現代集團的家族又分別跟很多官員世家聯姻。

在日本,通過聯姻發揚光大家業的文化就更深了。我們熟悉的豐田集團,其家族聯姻網絡中有兩個首相和包括三井家族在內的七個商業世家。而三井、三菱、日立集團背后家族自己的商業聯姻網絡也同樣龐大。

雖然由于1950年代中國的家族企業都被公私合營、國有化了,經由商業聯姻發展家業的傳統被中斷,但是,香港和東南亞華人家族企業的做法可以告訴我們一二。在香港,何氏是四大家族之首,第一代家長何仕文是英國人,在19世紀娶廣東女子為妻,生有5子3女,包括何東(何啟東)、何福(何啟福)、何甘棠等,其中何東共有3子8女,何福有13子女,等等。通過子孫的直接參與,加上跟香港和澳門世家的聯姻,何家的商業網絡之大,包括了政界、貿易、金融、影視、地產、博彩、文化、教育等各界,考慮到篇幅,這里就不一一列出細節了。

在中國,由聯姻強化家族勢力的歷史當然很悠久。2014年,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譚凱教授出版了一本專著,叫《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研究的問題之一是,姻緣網絡對過去門閥世族到底有多重要呢?他們靠什么使豪門世代相繼呢?從出土的唐朝墓志中,他發現盧氏的故事非常典型。盧氏出身于唐朝東都洛陽的望族世家,她的祖先在漢朝就成為豪門,一直到唐朝末期的七百多年里,數百位宗男歷任各種官位要職。就在盧氏14歲時候,出于家世門第的考慮,家里人幫她選擇了一位門當戶對的望族年輕人。不幸的是,她丈夫年歲不老就離世。但是,盧氏仍然有貴族身份,而且有5個孩子,所以,接下來,她一方面忙于讓兒子讀書有出息,另一方面忙于安排子女的婚事,以確保親緣能鞏固家族勢力。讓她最欣慰的是,不僅兒子中進士,出身于洛陽貴族的女婿也在公元878年成為唐朝宰相。后來黃巢起義打進洛陽,殺掉盧氏女兒、女婿和兒子,她帶另外兩兒子逃到洛陽遠郊后也被瘟疫害死,就這樣終結了盧氏家族。但是,從這個故事和該書介紹的許多案例中看到,至少早在漢唐時期,婚姻已經是望族擴大、維護家族勢力的兩種最重要手段之一。

為什么會這樣呢?之前我們講過,越是在法治不可靠的人治社會,家族企業就越需要子孫去當官,最好是有很多子孫而且每個都中進士。但畢竟一代代都成功進入官場不是那么容易,而姻緣又是僅次于血緣的跨期信任支柱,自古以來就如此,所以,盡量讓子孫做官,同時充分利用子女婚姻實現商業聯姻政治聯姻,是家族企業歷來的策略,就不足為奇。

姻緣網絡的價值多高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范博宏教授跟他的兩位同事做過一項研究,對象是泰國最大的150家家族企業,看這些家族企業掌門人子女和親戚的結婚對象是誰。你可能知道,這些泰國家族企業的掌門人基本都是華人,所以,他們的行為基本都反映了傳統中國文化。

范教授他們收集了從1991年到2006年的200個家族企業婚姻樣本,并把婚姻分成三類:第一是政治聯姻,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對象是政府官員子女;第二類是商業聯姻,對象也是家族企業的子女;第三類是既沒權力因素,也沒商業目的,而是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總樣本里,33%家族企業子女婚姻是為政治聯姻,商業聯姻發生的頻率是46.5%,這兩項加在一起,占總樣本的79.5%,將近80%。家族企業子女中,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愛情。有意思的是,當上市的家族企業把子女婚姻對象的消息公布時,如果是愛情婚姻,那么股市對該家族企業的股票沒有反應;而如果婚姻對象是官員或者其他家族企業的子女,那么,一個多月內,股價平均多漲5%左右。所以,股市很明顯是喜歡家族企業利用子女婚姻擴大商業網絡的。

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沒有自由,更不是愛情的結果,而是為了家族商業利益去跟其他財團、政府官員家族聯姻,因為聯姻能擴大家族企業的交易機會和資源空間,降低跟其他家族企業間的交易成本。

為什么在泰國、香港、臺灣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子女婚姻往往成為商業手段,而在美國等西方社會這種現象已經很少?

答案在于法治環境,也就是市場制度的發達程度。如果商業契約、公司契約很可靠,各行業機會對誰都平等開放,那么,商家與官權聯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陌生企業之間的契約執行和交易信用不是問題,那么,商家之間就用不著通過聯姻來強化信用關系。商業聯姻、政治聯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機制還主要依賴血緣親緣的產物,是法治與市場不發達的表現。

為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看看哪些行業的家族企業更傾向使用政治聯姻、商業聯姻。首先,范教授他們發現,需要得到政府審批才能進入的行業中,那些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聯姻、商業聯姻,特別是房地產與建筑業的家族企業,其子女有96%是為了商業利益去聯姻,遠高于政府管制比較少行業的關系婚姻頻率。反過來看,就是市場化程度高的行業,家族企業子女愛情婚姻的比例也高。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國,蓋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業掌門人不會要求自己的女兒去為了家族企業利益嫁人。西方社會以前也用子女婚姻實現利益交換,就像關于中世紀歐洲的電影里,經常會看到一國的王室讓子女跟另一國家的王室通婚,以聯姻給兩個國家帶來和平;他們的家族企業也類似。只是,隨著契約機制所需要的法治環境在近代的深化發展、政府管制的減少,企業家子女的婚戀就被逐步解放。

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歷史上,家里有人持續做官或者親緣網絡里有人做官、有豪門親家,那么,這個家族企業就更可以發展壯大,也能成為百年老店。可是,對于今天的民營家族企業來說,做官的通道不像原來科舉考試時期那么明朗,難以模仿清朝山東孫玉庭家族,而在獨生子女政策之下,姻緣擴張這條路也走不通,因為一個子女,怎么能幫你形成親緣網絡呢?要學唐朝盧氏、清朝胡雪巖、香港何家也難呀!由此,傳統中國社會里家族企業發揚光大的兩條最主要道路如今都不通了。那么,通過契約雇用職業經理人讓民營企業持久發展呢?這又取決于獨立可靠的法治環境。

今天的要點包括:第一,在缺乏法治的傳統社會里,聯姻是僅次于血緣的家族企業擴張發展手段。在過去的中國如此,在今天亞洲的其他社會也還是如此。主要是因為在缺乏法治之下,跨期信任挑戰只能靠血緣、親緣這種不變關系來緩和。第二,從泰國的上市家族企業看,股市投資者顯然更喜歡家族企業掌門人多用子女婚姻去擴大商業網絡、疏通政府關系。越是用子女做商業聯姻的家族企業,長久發展前景就越好,股票也越受投資者歡迎。第三,中國民營企業的長久發展前景面對挑戰。歷史上家族企業慣用的兩種發展手法——讓子女通過科舉考試當官或進行商業聯姻與政治聯姻——在今天的中國,不再行得通,而職業經理人市場又沒有法治環境的支持,這挑戰民營企業的長久投資價值。

(本文為喜馬拉雅《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講座文本)

 

耶魯大學教授,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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