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鏈模式與國民健康 ——介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2020-03-09 20:21

新冠肺炎突襲中國,給民眾和社會帶來巨大傷害,災難引人深思。這期中就包括國民的食物鏈模式與國民健康之間的關系。

食物鏈本是指不同生命體之間相互取食、完成生命周期的依賴關系。人作為食物鏈上的最高端的生命體,有更大的取食范圍和取食行為的主動性。但人在食物鏈上的行為模式并非不受制約。如果人的行為模式有問題,食物鏈上的其他生命體(包括細菌、病毒等)便會讓自身陷入困境。廣義地說,國民在獲取食物中所形成的資源配置方式、社會往來結構以及環境影響關系,是人的食物鏈模式的基礎;人們的飲食文化取向、土地等生產要素和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農業產業組織形態以及政府對農業經濟的干預手段等,都是決定人的食物鏈模式的重要因素。食物鏈模式與人的健康之間關系,是一個大課題,本文僅就我國食物鏈模式的一些基礎性問題提出個人看法。

一、食物供應鏈市場化更有利于維護國民健康

現代人的食物鏈主要依賴農業。現代農業經營模式總體上有利于瘟疫防控。農業經營主要在戶外分散活動,而現代農業更強化了農業經營者的分散性,依靠人際之間近距離氣流傳染疾病的可能性極小。水源污染病曾經是農村腸道傳染疾病爆發的主要原因,醫學進步以后,這個渠道已經得到有效控制。近些年世界較大的傳染病流行,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都比較小。在SARS流行期間,農業生產幾乎沒有受到影響。

呼吸道疫病的控制也得益于家庭土地承包經營制度。試想,中國農業仍依賴集體行動的農業,恐怕這次疫情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會遠超當下。我國農村改革所奠定的農戶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為國民健康保障發揮了基礎性作用。這次疫情流行中,曾有網民表達對食物供應的不安,個別地方也有過排隊搶購食品的現象。然而,事態的發展打消了這種恐懼感。我國食品原料的充分供應與食品品類的極大豐富,概因為現行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農業經濟體制所產生的生產效率遠甚于早年的制度。

這次新冠肺炎爆發中,我國農產品流通領域的技術進步和組織創新,對于城市居民的食品供應保障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值得肯定。快遞公司大顯身手,背后則是電商平臺的支撐。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快遞公司和電商平臺推出的一系列防疫助農活動,完全依靠政府組織的食品供應,效率可能會大大降低。

進一步看,互聯網平臺的興起,并伴隨適應網購的運銷體系的建立,形成了一種新的“消費權利”配置關系。以拼多多為例,近年來深耕農產品上行,形成了完整的農產品上行產業鏈,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疫病流行時期,這條農產品上行的產業鏈就顯得尤為重要。此時,城市里的居民利用電商平臺購買農產品,無疑有利于熨平地區間農產品價格差異,對穩定城市“菜籃子”、緩解農產品滯銷壓力、穩定農民收入都有積極意義。與此同時,由于減少了消費者與商家的直接接觸,這也改變了疫情期間農產品流通的“風險配置”。

美國經濟學家曾經把現代商業中“生產者主權”替代“消費者主權”看做一種弊害,而電商的興起對于平衡這種權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在疫病威脅的情況下,由于電商出現而增加的消費者的選擇機會,對保持居民消費心理安全很有意義。新的商業業態的產生,實際上優化了政府應對疫情的政策環境。疫病爆發是一個公共安全事件,事件中會發生公私事務邊界大幅度變動的情形,主要是公共領域擴大,私人領域壓縮。在這種替代中,發生一定程度的問題不可避免。但如果私人領域存在組織程度很高的資源分配機制,就可以減少公私領域之間的替代,從而提高社會對疫情的承受能力。

從市場自由度看,我國農業的產品市場化程度要高于農業的要素市場化程度。農產品流通受疫情的影響可以被社會可承受的價格波動吸收,各地政府基本沒有對食品價格變動進行干預,從而使全社會食品供應的穩定成為全國抗擊一并的“壓艙石”。如果政府大規模干預食品價格,必定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實物分配系統,還必定會出現供應短缺,這無疑會造成問題,削弱國家抵抗疫情的整體力量。

近期,一些電商平臺還接連推出“市縣長當主播,農戶多賣貨”活動,這也給政府創造了一種低成本支持當地農產品銷售的渠道。迄今為止,已經有浙江衢州、廣西徐聞、安徽碭山、江西尋烏縣等多地的市長、縣長,走進拼多多演播間,給農戶帶貨;京東也于近期推出活動,讓縣長齊聚直播間擴銷路。“市縣長當主播”,為信譽背書即可,不需要因為疫情發生而直接替代市場主體去做臨時商戶,這對市場也好,對地方政府來說,無疑都是好事。

二、我國食物鏈模式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從縱向自我比較看,我國的食物保障水平在近幾十年內獲得了巨大進步。我國人均熱量攝入水平已經與發達國家相當。但也要看到,我國食物鏈模式尚有不利于國民健康和生態可持續的某些特征。

第一,從食物中獲取同樣的熱量,我們的環境代價比較大。在我們的食譜中,有很多別國特別是經濟發達國家沒有的東西。例如,我們采集的菌類就很多,其中有一種叫“發菜”,其出產的條件比較嚴苛,產量也很低。菌類是土壤微生物生態的一種要素,被人們費力采走,對土壤生態維持沒有好處。燕窩也是中國人的食材,相關廣告還說高檔燕窩的來源與一種極為殘忍的采集方法有關。類似破壞生態的食物原料采集,不勝枚舉。

第二,從食物原料中獲取同樣的熱量,我們的經濟成本很高。很多中國雜糧、蔬菜和水果屬于這種情形。這與中國大部分地區農村居民的閑暇成本比較低有關。近年隨著農民收入的緩慢增長,不便于機械化生產的農產品的價格不斷提高,成為農產品價格總體上升的一個因素。在中國老百姓的家庭總支出中,食物支出的比重平均接近30%(恩格爾系數),是經濟發達國家同一指數的2倍左右。這個指數過高會減弱國民的心理安全程度,對國民就業選擇和創造力培育有負面影響。

第三,國人的飲食習俗受“長壽崇拜”的影響比較大,很多時候反倒不利于國民健康。渴望長壽是人們的普遍心理。受傳統文化影響,我們有一些看上去不那么科學的飲食習俗,類似“吃什么補什么”這種說法就比較流行。在當今科學飛速進步時代,這些認識仍沒有告別其樸素經驗主義認識基礎,沒有與現代生命科學實現合流,仍對中國人的某些飲食產生影響。

第四,國人的飲食文化重心似乎更多集中在味覺的滿足上。很多對味覺器官具有強刺激的食品為人們所好。其實,吃野生動物也與味覺偏好有關。有段子說某省“四條腿的板凳不吃,兩條腿的圓規不吃,一條腿的電線桿不吃,其他都吃”。雖然有些夸張,但我們食譜寬泛是不爭的事實。比如,臭豆腐這種食物,含有胺類物質、硫化氫和亞硝酸鹽,理性上我們知道可能不利于健康,卻偏偏嘴巴上停不了。其實,飲食文化的美學元素還體現在飲食禮儀、用餐環境等方面,但我們就不夠重視,也缺乏條件重視。我們的聚餐制與分餐制相比,傳染疾病的概率更大,也容易發生浪費。

第五,農業經營現狀不足以保障大宗農產品安全無公害。真正的有機農產品當然是好東西,但這屬于現代社會的奢侈品,就是在發達經濟體,這種食品的生產比例也不大,例如,歐洲不足10%,美國不足5%。現有條件下,與國民健康有直接關系的是確保大宗農產品便宜、安全、無公害。首先,是主要谷物、牛奶、雞蛋、主要禽肉及高產菜果的成本要繼續大幅度下降,使價格相對低廉,持續為學齡兒童免費午餐供應創造條件。其次,要大幅度降低農藥殘留水平,禁止部分高毒農藥使用,讓國民吃得放心。再就是要使大宗農產品生產確保環境友好,保護生態環境。從國內外經驗看,確保大宗農產品便宜、安全、無公害,必須依賴農業規模經營水平的提高。經營性家庭農場的銷售額如果不到100萬元以上,這三個目標很難實現。我們現在離這個目標還有差距。

第六,與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不高的相關農村居住形態,是不利于控制流行疫病的一個因素。這次新冠肺炎爆發,后期防疫由于措施得當,并未大幅擴散到農村地區。農業經濟發達的特征是專業農戶分散居住,但目前我國每個村莊都是農戶與已經脫離農業的居民混合居住,農村熟人社會還有比較完整的形態。且不說農村居民之間有經常相互串門、推杯舉盞的習俗,容易傳播疾病;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居民點(平均1個自然村約50戶常住居民)難以建設有效完備的公共服務設施。如果每個居民點有少許幾家農戶,其生活排放就可以用簡單設施處理,借助自然凈化可以解決環境問題。幾十戶人家的居民點必須有一些公共服務設施,但要建好、用好那些設施的代價會很大。這種規模居民點要么是富人聚居區,要么是人們陸續選擇離開的居民點,因為低收入家庭承受不了公共設施的分攤費用,完全依靠國家財政也無法讓約300萬個這類居民點享有城市公共服務的水平。這都是問題。

三、圍繞食物供應鏈改善深化配套改革,提升國民健康水平

以上分析暗含了推動我國居民食物供應鏈模式創新的政策調整方向,這里再做一個總結性陳述。

首先,要堅持農業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我國農產品成本持續降低,食物越來越相對便宜,并帶來其他有利國民健康的關聯影響。“民以食為天”這個法則隨著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會在“存量”上繼續維持首要地位,但在“增量”上的地位應持續下降。國民的工作增量配置和興趣偏好,將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人類科技文明的探索領域,實現人類更大程度的自我解放。價值偏好變化以后,人們會逐漸摒棄不文明的飲食習慣,不論蝙蝠或穿山甲是否是新冠病毒的宿主,都需要一個有效的市場機制來實現普通大宗農產品對“稀奇古怪”的食品的替代。可以猜測,人類的文明程度越高,食物原料品類就越少。這種趨勢的形成與市場價格機制有關;在禁止食用野生動物這件事上,市場的作用可能比政府的作用更大。

其次,要大力培育新型現代農業經營主體。要鼓勵家庭農場發育,把小農戶經營當做一種過渡業態,促進其盡快分化。還要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實現跨行政區發展,提高其在農業產業鏈上的價值挖掘能力;也要支持農產品電商平臺的經營方式創新,使其為降低國民食物獲取的綜合成本做貢獻。政府應將市場化組織作為國民飯碗的保障主體,將政府的支農財力更多地投放于農業科技進步、大宗農產品安全、貧困人口食物保障與小學生午餐計劃等方面,把完善食物供應鏈的其他事務交給市場主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

最后,以土地規劃制度改革為切入點,尋求優化國民食物供應鏈改革的突破口。現行的城鄉土地規劃管理制度,將居民住宅建設用地占城市建成區的比例壓縮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25%左右),導致我國城市存在嚴重的居住貧困與房價畸高問題。這是我國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發生的源頭。脫離農業的農戶進城定居難,造成農地流轉難、流轉價格高,極大妨礙農業現代化,影響食品供應安全體系的建立;嚴重的城鄉“人戶分離”現象導致年年發生人口流動潮汐,今次疫情中的“復工難”便與此有關。城市居民擁擠在高層居民樓里,遇到疫情防控導致的出門禁令,使居民本來具有的“高樓生活候群癥”更加嚴重,加劇居民對疫情防控的抵觸心理。凡此種種,都與城鄉土地規劃管理制度有關,借此次疫情爆發,需要深刻反思。

黨國英(社科院資深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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