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這面魔鏡

付如初2020-03-23 00:26

(圖片來源:壹圖網)

付如初/文 

霍亂時期的婚姻

疫情當前,《霍亂時期的愛情》重新被各路讀者談論。瘟疫+愛情,這似乎是隔離期間最撫慰人心的話題之一,即便內容相關性很少。然而,我卻忍不住想,幸虧是愛情,幸虧故事結束于單戀者多年后剛剛得償所愿,如果換做《霍亂時期的婚姻》,不知道會出現什么樣的人間奇觀。在婚姻的復雜性面前,愛情簡直不值一提。

有新聞報道,3月2日復工的西安民政局,離婚登記迅速預約到了18日。而知乎上關于“分手”的話題也得到了高熱度的反饋。災難原本應該讓親密的人更團結,然而真正的“朝夕相處”卻讓一些家庭分崩離析,不知道這算不算另外一種“災難心理學”,至少可以證明“日常”有時候比“非常”更能鑒定婚姻的質量,而“非常”日子里的“日常”也更能暴露婚姻中潛伏著的問題。

完美的婚姻鳳毛麟角,不如意才是常態。

這是寫過《愛情筆記》的英國才子阿蘭·德波頓的至理名言,幾乎和托爾斯泰關于家庭和幸福的名言一樣直指要害。而去年得了諾貝爾獎的波蘭女作家托卡爾丘克說:“婚姻是沉睡的競技場”,風平浪靜不代表沒有仇恨和犧牲,也不代表沒有傷痕累累,甚至傷疤都不意味著榮光。無數的事實證明,即便是相愛的、看上去異常和諧匹配的兩個人,在長期的關系中,都會產生各種俗常的摩擦,于是產生各種厭倦和失望。所以,米蘭·昆德拉才會說:倘若一個女性曾有十個追求者,她的整個余生都會用來想象嫁給其他九個中的任何一個,都會比現在幸福得多。

或許,婚姻跟世界上所有的關系一樣,最禁不起打量。因為這種陪伴,本質上具有“反人性”的一面。它微妙、瑣碎到與襪子和馬桶圈有關,也虛偽、幽暗到與最隱秘的私欲有關。它看上去充滿了戲份,但說出來大多不值一提。它像蒼蠅前面的玻璃亮光,也像蛾子奮勇撲去的火焰。它四兩撥千斤,發酵出無盡的人間悲喜劇。即便拋卻所有社會的、家族的、經濟的、倫理的、生理的因素,僅就情感本身而言,它也是以束縛、忍讓和犧牲為代價的。它不僅約束欲望,甚至約束審美。它不只埋葬愛情,還埋葬自我,埋葬諸多生命能量。而大多數“圍城”中人,都或多或少地體會過這種慢刀子割肉般的埋葬感,忍耐的時間遠遠多于幸福的時刻。

然而,婚姻這種制度卻一直保存著。全世界每天仍有很多人走進婚姻殿堂去尋找幸福,大多數國家離婚率都低于結婚率。而且,很多離過婚的人,依然會選擇再婚,婚姻以神秘的安全感吸引著日益缺乏安全感的人們;也依然有很多關于婚姻的美好傳說讓人無限向往,比如給妻子薇拉寫了五十年情書的納博科夫,他將他的婚姻形容為“晴朗”。正因為這種“晴朗”的愛意,讓納博科夫成為20世紀的大作家中婚姻持續最長的。

在有關婚姻的話題中,似乎總是只有足夠勇敢的人,才會深究自己在婚姻中的幸與不幸,計算婚姻中還保存著多少自我,然后在某個零容忍問題,比如出軌、對對方父母不好等的作用下,摁下生活的重啟鍵——婚姻糾錯的成本畢竟太大了,尤其是有孩子的婚姻。

最近情感電影的大熱門、獲奧斯卡六項提名的《婚姻故事》里的妮可就是這個勇敢的人。她和查理郎才女貌,因愛結婚,雙方的家人相處愉快。查理是成功的話劇導演,青年才俊,積極上進,干凈整潔,沒有不良生活習慣。他跟團隊的人相處得像家人,跟八歲的兒子像朋友。他看電影的時候會哭,他讓妻子理發。這些都是電影一開始,兩個人坐在離婚咨詢師面前的時候,妮可寫下的查理的優點。她每例數一條,我都為查理加分,甚至我都覺得,以中國女性的標準,查理幾乎已經是理想丈夫本身了。

當然,在查理的描述里,妮可也是理想妻子的樣子。她是好市民,好妻子,好媽媽。她愛動物,愛環保;她熱心、開朗、認真。她曾是成名的演員,卻為了查理來到紐約,不惜一切從頭開始。工作中她積極配合查理,虛心聽取查理的意見。“查理和妮可”,是朋友們眼中天造地設的一對,是“幸福”的代名詞。然而,來自洛杉磯的劇集邀請打破了這一切,讓妮可開始意識到自己在查理眼中的位置,也開始仔細打量自 己 的 生活,打量的結果是——離婚。

電影進展到這里,可能觀眾都會感覺這個婚姻沒有結束的必要,除了“事業伙伴”這個婚姻中的大忌之外。于是,我們會忍不住幫他們尋找妥協的可能:一個有了八歲孩子的家庭,為什么工作在兩地就必須要分開呢?在交通如此發達的現在,距離顯然不是問題,而且這恰好也是打破“伴侶是同事”關系的好機會……那么,顯然兩個人要分開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此。

不知為什么,此時我的情感天平是在查理一邊的,連他還沒事兒人似的指出妮可表演中的問題,我都覺得有一種天真可愛。婚姻中的很多男性都讓人感覺更孩子氣一些,需要成長和成熟的空間更大一些。楊絳在采訪中曾說:自己最大的功勞,是保住了錢鐘書的一團“癡氣”。或許因此,她才會成為錢鐘書眼中“最賢的妻,最才的女”,成為很多中國女人心中的完美女性。她在婚姻中充滿耐心和睿智,也一直是不計得失、任勞任怨的那一方——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堪比登天。

妥協就能留住婚姻嗎

身在美國的妮可顯然不想做這樣的賢妻良母,或者她不滿足于賢妻良母的角色,她要找回那個不斷被磨損和犧牲的自我。隨著她離開查理回到洛杉磯的娘家,重新開始自己的事業,她的自我開始慢慢復蘇。如冰山,離婚事件也開始逐漸顯示底部的兇險,盡管這底部都是每一件小事積累起來的。

從妮可去見有名的離婚律師諾拉開始,冰山漂浮的速度越來越快。在諾拉近似心理醫生的傾聽和撫慰中,妮可開始全面展示自己內心的壓抑。她糾結自己離開查理是不是對的,離婚是不是會對孩子不公平;她不想顯得咄咄逼人,她欣賞查理的才華,還想跟查理做朋友。這時候的妮可不只是美國女性,全世界所有因為瑣事而離婚的女人或許都會有這樣的糾結。

而諾拉則不斷提示她:關鍵是你的想法;你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之舉;你在為自己獲得更好的東西;現在是最差的時刻,一切都會越來越好。然后還以自己的經歷現身說法:前夫曾是藝術家,離婚的時候也很痛苦,但她現在是個陪伴女兒的好母親,男友非常帥。妮可被說服了,或許也被誘惑了,于是開始傾訴自己在婚姻中吞下的種種委屈,也讓我們在查理的描述之外聽到了她自己的描述——相愛的故事千篇一律,離婚的理由各有不同。

成名的時候,她曾訂過婚;遇到查理的時候,她感覺找到了真愛,然后毫不猶豫地離開洛杉磯,搬進了查理在紐約的公寓,做了查理戲劇公司的演員。接著,她在享受婚姻的同時,一點點地被查理遮蔽;有了孩子之后,她變得更渺小:她“守寡式”育兒,她在查理的戲里越來越不重要,在查理的生活中越來越沒有位置,甚至查理都記不住她的電話號碼。而查理依舊自由,日益光彩熠熠。他變成了著名導演,戲劇要去百老匯演出。她開始恐懼,恐懼自己有朝一日只是查理的妻子,沒有自己的名字。這種恐懼很快得到了驗證:查理嘲笑她為賺錢拍戲,接著又說賺來的錢可以投到戲劇公司。而且,她感覺查理出軌。

婚姻中也有競爭關系和權力關系,這已是常識,無數社會學家研究過。甚至還有人直接拿政治與婚姻做對比,強調權力運作的隱性邏輯;強調婚姻與自由的競爭;強調兩個同樣強大的自我在愛的幻覺中你死我活的廝殺和角逐;強調婚姻中存在的隱瞞、蒙蔽和欺騙。在婚姻中,每個人都不自覺地秉持更愛對方的信念,而信念,從來都帶有暴力的色彩。它一廂情愿、理想主義,它以自我為中心建構秩序;一旦受阻,它又總是忍不住要向持異議者發泄受挫的怒火。于是,申辯、指責、拉大旗作虎皮、擺事實講道理,每一方獲勝的意愿都堪比競選。

人太復雜,自我太復雜。我們不斷渴望自我不被削減的關系,也不斷有自我肯定和自我美化的私心泛濫;我們不斷以愛之名施展內心潛伏的控制欲。所以,即便是奇葩,也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好相處的人。如果沒有愛情和婚姻這個魔鏡,我們或許永遠都不知道真實自我的面貌,也看不到自己本性中糟糕、涼薄的一面。

而婚姻心理學家認為,硬幣還有另一面:優質的伴侶關系,不一定是兩個健康的人之間的,兩個性格有缺陷的人(也就是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也有能力在各自的偏執中,找到一個通融共存的安全地帶。所以,只要雙方愿意適度妥協,平等的夢想就能實現,婚姻就能存續下去。顯然,從妮可的故事能明顯看出來,“夫貴妻榮”不是她的倫理價值觀;她為捍衛自我權利而進行的抗爭并沒有因為最親密無間的婚姻關系而停止;女性主義在美國依然是常談常新的話題。有意思的是,出現在電影里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離過婚的。

然而,就在我們和妮可一起感激諾拉的善解人意、諾拉的現身說法、諾拉作為溫和而理性的女性主義斗士,堅決站在“受害者”一邊正義感爆棚的時候,美國著名作家菲利普·羅斯的警告卻忽然闖入耳中:“難道我們活在一個婚姻里不再有憎惡的世界嗎?至少那些賺了大錢的離婚律師不是這樣認為的。”

錢和婚姻中的第三種勢力

除了兩個人的自我,婚姻中其實一直都有第三種勢力在。種族、信仰、家族、門第都曾是這種第三勢力的代表,而越接近現代,第三勢力越單純地傾向于硬通貨——錢。在一些不太發達的國家,婚姻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越來越深入人心,經濟婚姻和理性婚姻逐漸戰勝浪漫婚姻和直覺婚姻。就連傳統觀念最重的中國,也在幾年前出臺了婚前財產公證制度。對大多數女性而言,想要沖破婚姻的束縛獲得徹底的解放,一直都有生存或生存質量的考驗。雖然找老公不是為了找飯票,但至少是為了組成更牢固的應付房貸、車貸的同盟。可能魯迅當年預言的娜拉的命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如今已經大為改觀,但他警示的“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卻不大容易過時。而簡·奧斯汀在《傲慢與偏見》里面的提醒看上去更是亙古真理:“只考慮金錢的婚姻是荒謬的,不考慮金錢的婚姻是愚蠢的。”

電影中的兩個主人公,看上去核心焦點只是一個要無限控制另一個,但其實一直也沒有免除錢的干擾。它雖不是關鍵理由,卻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刻跳出來。比如妮可回洛杉磯參演的就是更商業化的電視劇,在美學等級上,它比查理從事的戲劇等而下之,但經濟收益卻恰好相反。比如查理得了戲劇大獎“麥克阿瑟獎”,他首先跟妮可說的是有不菲的獎金,可以投入到戲劇公司。比如兩個人要選擇在紐約或者是洛杉磯離婚,財產分割也是有差別的。至于離婚律師按小時計費的身價對兩個人的消耗,那更是不言自明。錢雖俗氣,卻能照見婚姻的真相,尤其是婚姻破裂的時刻,沒有錢甚至都離不起婚。無怪乎“錢”會被研究大眾文化的英國學者西美爾稱為“通往幸福的橋梁”,只是人不能永遠棲居在這個“橋”上罷了。“錢非萬能,沒錢不行”,對結婚重要,對離婚也同樣重要。

從查理收到律師函開始,他仿佛才真正意識到自己要和妮可一家成為陌生人了。只是,他萬萬沒想到,兩個經由婚姻錘煉之后的人重新“陌生化”,需要那么繁瑣的步驟,需要付出這么多錢、時間和精力。結婚只需要愛情就夠,而離婚,需要那么多應付瑣事、撕裂自己的能力。顯然,這是女人更擅長的領域。財產分割、撫養權爭奪,無論哪一步,妮可都是有備而來,查理都是被迫應對。離婚于查理而言,變成了一次被迫成長和成熟的過程。戲劇天才應付起人生來,果然顯得異常笨拙。所以,他也借助“看到好人最壞的一面”的離婚律師的力量——一個跟諾拉勢均力敵的律師、曾經查理最不喜歡的角色。兩個為錢而尋找正義和平等的人展開了唇槍舌劍的辯論,終于也激發了查理和妮可針鋒相對的詛咒。而此時的結果,看上去只有第三方獲得了勝利——盡管這一次的勝利者如此讓人生厭。

是明天,不是“革命”

除了兩個演員那段超級精彩的高能爭吵,整部電影甚至都是沉悶的。這種沉悶或許首先來自觀眾的潛意識。比起婚姻的故事,我們更希望看愛的故事,甚至更希望看欲望的故事。愛,更能出戲,更能強化命運感,也更能讓成年人離開自己的一地雞毛,去做一次白日夢。所以《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飄》,甚至《廊橋遺夢》才會更讓人難忘。沒有人會喜歡看人離婚,尤其是查理和妮可這樣兩個溫文爾雅、曾經相敬如賓的人,他們因日常齟齬導致的婚姻破裂,有什么看頭呢?除非你要學習如何在美國離婚,那這個電影或許堪稱教科書級別。

電影的另一種沉悶則來自于精彩的臺詞。像婚姻本身一樣,電影中幾乎每一個細節都充滿了隱喻,埋藏了伏筆和線索。且不說明顯的戲劇臺詞植入、查理給兒子讀的書的內容,最后查理在酒吧里無奈歌唱的歌詞等等這些明顯的隱喻,就連妮可的頭發、紐約街頭的十字路口、妮可送給查理的刀子、查理的鞋帶等等,也都幻化成了戲劇性的催化劑。查理被自己每天隨身攜帶的刀子割傷了,一邊對著家庭調查員說“真的沒關系”,一邊忍著疼和傷心胡亂包扎,直至最后獨自躺在衛生間的地上,強忍痛楚對兒子說“我沒事”。當人沉迷于生活饋贈的愛情和婚姻的時候,可曾想過有朝一日會被這一切弄得遍體鱗傷嗎?

或許還有一種沉悶來自過于平衡的電影結構。起初,是妮可在用爭取自由的方式反抗婚姻中的自我迷失,反抗被忽視、被控制。后來變成了查理用被動學習的方式接受婚姻的教育、生活的教育,承受自己過于自我堆積起來的后果。其實,妮可要自我沒有錯,查理太自我也沒有錯,錯的是什么?是婚姻作為一種組合本身。

當電影的結尾,妮可蹲下為查理系鞋帶,兩個人幾乎是平分撫養權,真的從愛人變成了親人和朋友的時候,電影的平衡感達到了極致——離婚的過程丑陋不堪,但結果卻沒有讓人不忍直視,因而兩個人曾經的婚姻也沒有變得不堪回首。電影編劇和導演對明天和未來,對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肯定到如此程度,真的是一種“美學上的沉悶”。

當然,我們最終是欣賞也需要這種沉悶的,因為美學上的沉悶成就了愛的信心,一種比愛情更大、更可期待的,成熟的信心,一種沒有被“活著”的個中滋味沖淡的、對明天的信心。

這么說的時候,我想到的是另一部關于婚姻和明天的電影《革命之路》。像是一個惡作劇,電影找了《泰坦尼克號》的男女主人公來演,像是他們劫后余生,由感天動地的愛情進入了婚姻一樣。然而,這次不是“他們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話結尾,而是悲劇剛剛開始。

在《革命之路》里,女主人公名叫April(四月),仿佛是在呼應艾略特《荒原》那個最著名的開篇:“四月是最殘酷的一個月”,而這一節的標題“死者葬儀”,也完全預示了她悲劇性的命運。她一邊在一見鐘情的婚姻里做著家庭主婦,一邊總想逃脫沉悶壓抑的房子,逃脫無聊的鄰居,像《廊橋遺夢》的女主人公一樣。然而,她沒有等到自己的攝影師。于是,她鼓動丈夫去巴黎,她把那里想象成重拾夢想和激情的理想之地。然而,工作、孩子,甚至惰性早已變成沉重的石頭,當中年夫妻煽動翅膀,以為自己還能振翅高飛的時候,才會發現他們與石頭之間早已被連上了鋼纜。《革命之路》也是充滿了隱喻的電影,因為生活和婚姻,倘若不借助隱喻,簡直讓人無從說起。他們的女鄰居,也是介紹他們買房子的房產中介,有一個曾是數學博士的瘋兒子,因為目睹父母婚姻的真實過程而患有抑郁癥。他看似瘋癲的話每次都直戳痛處,他說:“我們都在虛空中生活,但面對絕望,需要勇氣。”

電影的結尾,女主人公已經因為自己在家里墮胎導致大出血而去世,女鄰居又把房子賣給了另外一對夫妻,跟之前一樣,她對這對夫妻贊不絕口,然后開始例數房子前主人的缺點和自己如何有先見之明。這時,最精彩也最意味深長的一幕出現了:她戴著助聽器的丈夫悄悄關上了聲音,然后用一種極度厭棄又極度無奈的目光看著她……他們的房子都在一條叫“革命之路”的路上。

有愛情專家之稱的阿蘭·德波頓在寫完《愛情筆記》之后,又寫下了續篇《愛的進化論》,從一個愛情悲觀論者的男性視角講述他如何擯棄關于愛的所有浪漫主義的幻想,不斷自省,不斷清晰地認識自我,最后決定理智地接納婚姻的過程。在小說的結尾,他提醒所有現實中的人們,要對電影和小說中的愛情故事和婚姻關系保持足夠的警惕,因為:

“美學媒介常常誤導人,我們不要基于它們激發于人的種種期望,來評判我們的婚姻關系。錯誤的是藝術,而不是生活。我們需要做的,不是一拍兩散,而是給自己講述更準確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會在開頭著墨過多,也不承諾全然的理解,而是努力化解矛盾,給我們指引一條悲傷卻又充滿希望的愛情之路。”

是啊,真實的生活中,總是快樂易逝,我們最愛的一切也不會一成不變。所以,當愛進化成婚姻的時候,訣竅也許并不是開始一種革命性的新生活,而是“學會少一些厭煩和慣性思維,重新認識舊日子”,這樣,我們對明天的期待或許就會是盡情享受浮光幻影式的快樂,而不是總想要日久經年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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